麻省理工学院奥托·夏莫教授在2014达沃斯接受了Huffington Post的采访，探讨了今年达沃斯出现的新主题，mindfulness，中文可以翻译成“专念”、“用心”、或“觉察力”。感谢奥托教授所著《U型理论》一书的译者陈秋佳和学习型组织研究和实践者倪韵岚听译了此次访谈的内容。

主持人：你正在开展的工作真是不同凡响。我首先想了解一下你对今年达沃斯出现的这些议题，比如幸福感、灵性成长、健康，有什么看法。昨晚你主持了一个有关“专念”（mindfulness）的专题讨论，在座中有著名的佛教徒 Matthieu Ricard，还有其他人。你怎么看待达沃斯的这种转变？这个新的转折点？

奥托教授：这确实很值得一提，不论是在达沃斯，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能够看到对于专念的觉察和觉醒爆发式增长。我们已经进行了几次座谈，昨晚是其中一次。来参加的这些人中，有些是进行冥想很多年，大多数人只是刚听说，或者只是很感兴趣，或者是注意到了现在高科技、互联网，带来了快节奏的生活，却使我们距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远了。很多人都在寻找联结到自己内心的新方式。这是一点。另一点是当CEO、 领导者和企业家们面临新的领导力挑战时，只有联结到自己内心的觉察力，利用自己的情商才能取得成功。因此需要让自己的关注力转向，不仅要关注外界，同时还要关注内在觉知的源头。一切有创造力和创业精神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这一点越来越明显。然后第三个因素是科学，幸亏有这些研究，过去十年里，对思维和大脑的研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专念练习对大脑可塑性非常有好处，甚至只要几小时的练习就能够改变大脑的表遗传。这一点是我们之前所不了解的。

主持人：给我们讲讲大脑可塑性。

奥托教授：大脑可塑性是指神经元在我们大脑中连接和作用的方式。之前我们认为大脑的可塑性和开发能力在人类儿童时期最高，事实的确如此，而此后就会停止发展。直到过去十年里人们才发现通过练习我们其实可以开发出、形成新的连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激活重新激活大脑，结构上（包括重量）和功能上（神经元连接）都是如此。这个情况是我们原来所不了解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增加了很多筹码，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而不只是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

现在我回想一下，合作过的那些从业者、领导者和CEO们，也与他们进行过一些专念的练习。后来询问他们有哪些变化，答案是变得放松了。有人说:“过去在生活中一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冲上去。但是现在我就能够觉察到自己有哪些选择，而不只是马上做出反应。同时我也能觉察到自己应对的方式。我更善于聆听了。”聆听也是专念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主持人：你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讲课的时候，聆听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聆听是怎样构成了你麻省理工学院课程的核心内容？

奥托教授：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很难改变。而我在过去几年的发现却十分出人意料，即你可以非常迅速地转变自己的聆听质量。大家都说聆听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创业能力，可我认为远不止如此。聆听是一切之本。如果没有聆听的话，不仅个人生活无法顺利进行，而且在任何专业领域都难以开发出精通能力。

我注意到聆听有四个层面/ 类型。第一种只是耳朵听，听到的都是我们已经了解的，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我参加会议的时候，如果一切内容都和我预料的相同，就是这种下载式聆听，都是老样子。第二种是客观聆听，比如我注意到出现了一个新话题，出现了我预料之外的新内容。我所关注的是未知而不是已知情况。

这是两种比较广为人知的类型。然而在现代生活中，面对现代领导力挑战，我们更需要掌握另外两种类型的聆听。

第三种是同理聆听，其实讲的就是不仅要打开思维，还要打开心灵。不仅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观察周围的情境，还要从他人的角度出发，体验他人的感受。第四种可能是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种，我称之为生成式聆听。指的是不仅要看到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更要看到其最高的未来可能性。不但这样看一个人，还可以这样看一件事，甚至是一个国家。比如曼德拉，他就连接到并看到了未来可能性。昨天我和（《世界是平的》作者）Tom Friedman聊了一会儿，很有启发。他正在写新书，里面提到了他的一些经历，他看到的近中东冲突之下的真正的深层次问题。他说问题其实在于年轻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所具有的创业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某个方面来看，这其实是种暴力。不是直接暴力或者结构暴力，而是关注力暴力。作为一个人，我只看到外部情况，只看到过去，没能看到最高潜力的未来可能性，而打造创业能力需要我们看到最高未来可能性。

主持人：你给新书起名为《Leading from the Emerging Future 从正在生成的未来领导（暂译名）》，也是这个意思吧。

奥托教授：我过去20年一直在组织学习和变革领域进行研究，因此也注意到几乎所有现存的学习方法论都是基于反思过去的经验得来的，目前的组织行为都是如此，都是靠反思过去的经验学习。然而我们今日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政府、商界、民间社团所面临的挑战，都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行动。因为有时候过去的经验对我们面临的新挑战并不起作用，甚至会阻碍我们想出新的办法。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感知并实现正在生成的未来可能性。这就是我新书的主题。

来到达沃斯，我觉得我们各个小组中有关专念有很多很好的讨论，很多人已经非常打开了。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是，但确实很多人。然而如果你去到更大范畴的谈话中，特别是设定好的谈话中，就会看到仍然还有很多过时的思维和心智模式。

主持人：你怎样定义过时的心智模式呢？

奥托教授：过时的心智模式是指人们基本上按照原先的老方式来应对危机。就好比我们在走回头路。只用现有的机构体系来迎接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我举个例子吧，你看过欧洲正在热议的那本书《梦游者》吗？作者是克里斯托夫•克拉克。书的内容是写1914年 欧洲是怎么样陷入战争的。他所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当理由。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是问题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却集体造成了一场灾难，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让上个世纪的很多人备受苦难。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缺乏一个空间，他们不能共同觉醒，来认真考虑他们的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也同样是我们今日所面对的问题。人们主办了很多不同的座谈会，有很多议题，签署了很多宣言，可通常都没带来什么变化。因为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当前经济体系的所带来的三道鸿沟——生态鸿沟、社会鸿沟和精神鸿沟到底有什么潜在的影响。

主持人：我看你经常提到这三道鸿沟，相比于金融危机而言，你认为这些才是最重大的危机。

奥托教授：是这样的。金融危机更加深了这些鸿沟。生态鸿沟是指我们的生态足迹已经达到了1.5倍个地球，而地球只有一个，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社会经济危机是指不平等现象，目前有10亿人都生活在贫困中。

说到精神鸿沟，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抑郁、心理倦怠。自杀率一直在上升。2000年自杀的人数甚至超过死于他杀的人数。要知道现在暴力事件非常多，谋杀案之类的，可是自杀的人更多。而从宏观层面来看，在这些西方发达国家里，我们也知道GDP越高，物质生产越发达，并不意味着人们生活越幸福，没有数据能体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主持人：这也是为什么你成立了全球幸福指数和国民幸福总值研究所。

奥托教授：是的。有一个国家尝试了不同的方式，就是不丹。他们不用GDP，而是用GNH，即国民幸福总值。不丹使用了一套非常精细的测量体系：包括环境状况、人民的幸福感、文化适应能力等。应该有四个不同的方面。此外，不丹不仅有这些测量体系，因为通常人们都会对这些视而不见。他们还有一道政策保障，有一个委员会。所有即将采取的措施都会由委员会来审阅。如果委员们认为某个措施对所谓的“幸福感较少人群”有负面影响的话，就可以否决或者修改这个政策。

另外我在不丹学到的就是心智模式。最终还是态度在起作用。在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多觉醒，很多回应。在西方我们都感受到了三道鸿沟，我们身处巨大的危机。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方式方法，新的架构，然而最重要的是新的心智模式。我们知道在个人层面如何做到这一点，却还没有弄清楚在系统层面应该怎么做。这就要求我们转型资本主义，重新思考经济模式，重新设计经济机构，使其从私我（ego）系统意识，即每个人都只追求自身幸福和利益的最大化，转变为生态（eco）系统意识，即每个人同时还努力帮助发展整体内其他参与者的幸福和利益。

主持人：你真是身处所有新思想的最前沿啊。非常感激你来和我们分享这些内容。我听到你说这些，还有我与Richard Davidson和Tania Singer的对话，我们真是看到了重大的变革正在发生。虽然有鸿沟和挑战，但当代科技发展已可以是我们记录并测量大脑活动，这一切使我能够保持乐观。非常感谢你，奥托。

奥托教授：谢谢你，阿丽亚娜。